梁章钜（1775年-1849年），字闳中，又字茝林（又作“茝邻”），晚年自号退庵居士，祖籍长乐江田，其祖上在清初迁入福州城内。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宏富，梁章钜文章之盛在同僚中难出其右。距他逝世前半年，林则徐撰文称赞他“政事文章，经史著述，卓然当代伟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伟人”，晚年却有家难归，这是为什么？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6月20日，梁章钜以75岁高龄在浙江温州辞世。其实，梁章钜晚年魂牵梦萦的就是他亲自设计营建的东园——福州三坊七巷黄巷中的家。这个东园，就在今天已成为全国文保单位的小黄楼大宅院中的东面。

      梁章钜晚年有家难归，却又思家心切，才把他1842年侨居闽北浦城的宅院称为“北东园”。1846年，72岁的梁章钜北上杭州、扬州。1847年4月后，他以古稀之年在杭州寓居5个多月，将杭州新宅称为“亦东园”。梁章钜在《杭州三桥址新宅杂诗》中称“余三徙宅，而东偏俱有小园”，这是他屡以“东园”冠名居所的原因，亦可见他对福州黄巷中的东园终难释怀。

       东园、黄楼是梁章钜在福州最后的住宅。此前他住在城内夹道坊（今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在夹道坊新居，梁章钜开“藤花吟馆”，成了福州名流雅聚之所。梁章钜在《闽川诗话》“陈登龙”名下写道：“嘉庆壬申（1812年），余迁居夹道坊。新宅之东，有藤花一架甚古，值重阳前二日，招先生及萨檀河……十二人联吟其下……自是旬日一聚，迭为宾主，各出新篇，榕城诗事于斯为盛。”

        参与其间的陈寿祺撰诗《藤花吟馆歌为茝林作》，盛赞梁章钜开馆雅聚之举：“百年藤韵已销歇，接迹乃归长乐梁……看君尚友登三唐，东南峤外罗文章……吾侪努力崇令德，久久芝室无渝芳。”可见在当时的福州城内，梁章钜俨然是领袖群伦的风流名士，其藤花吟馆是当时福州文化精英的高端“沙龙”所在。

夹道坊的房子梁章钜并未久住，次年春他又到南浦书院任教，并于冬天奉命携家眷北上京城为官。

        在外宦海奔波20年后，1832年4月，58岁的梁章钜积劳成疾，奏请因病开缺，回福州调理。清廷任命他的挚友林则徐接任其职。8月，梁章钜回到福州，这才迁居到三坊七巷中的黄巷新宅。他先是亲自设计“修葺宅右小楼”，题名为“黄楼”，一如当年在藤花吟馆一样，和福州耆旧名流以诗酒唱和于其间，辑有《三山唱和集》十卷。1833年，他又“修葺宅左小园，傍曰‘东园’”，并将东园分为“藤花吟馆”等十二景，与福州士友结诗社于此，唱和联翩，直到1835年5月，朝廷急召他入京，梁章钜入住黄巷新居达4年之久。

        这4年，他在黄楼、东园多有作为。譬如1832年秋，福州因风雨连绵，引起粮荒，米价昂贵，加上台湾民变，台湾粮米无法运抵福建，民间严重缺粮，人心惶惶。梁章钜见此情形，建议闽地要员奏请朝廷，借拨江南漕米十万石，以解闽人之困，朝廷允请，闽地荒年得以顺利度过。

       1833年，郑夫人病逝在黄巷新居，梁章钜倍感神伤。他写下《清河郑夫人行略》，回忆夫人勤俭持家、大度平和的一生，称赞夫人“智力胜余远矣”，并说自己“性褊急，处事多粗疏，常赖夫人匡正之”。

       道光十四年（1834年），梁章钜60岁，进入“耳顺”之年。他著述于黄楼，辑有《退庵随笔》。1835年，梁章钜召集常在他家唱和的诗友在“黄楼”新宅，“设局，劝捐义仓谷价”，前后忙碌了几十天，直到5月，奉朝廷急召入京，出任甘肃布政使。

如此热爱福州、造福福州的梁章钜，岂能想到“此去经年”，东园、黄楼几成永诀之所。这是为什么？原来，这一切都与鸦片战争相关。

1838年底，林则徐被道光皇帝紧急派往广东禁烟，此时梁章钜在广西巡抚任上，他俩在迟暮之年还要共同为朝廷安边保境呕心沥血。

       梁章钜坚决支持林则徐的禁烟举措。1841年正月，英军武力占领香港，清政府向英宣战。67岁的梁章钜闻悉广东事急，亲自“带兵至梧州府防堵”，并奉旨在20天内调兵选炮援助广东。

       不久，清廷因惧英军北上深入江浙，又速调梁章钜任江苏巡抚。7月，梁章钜抵任，立即带兵到上海防堵英军，并和陈化成“协力练兵练炮，收抚巨奸。自吴淞口至宝山口，数十里刁斗森严，军民安堵”。

       在这多事之秋，梁章钜还向清廷推荐了急需的良材要员。不久，浙江镇海失守，两江总督裕谦殉职，国难当头，梁章钜兼署两江总督及两淮盐政20多天。这年11月，在风雨飘摇的国势中，梁章钜旧病复发，奏请开缺回福州养病。

      1842年正月，道光皇帝下旨同意梁章钜开缺养病，并赐“福”字一方。因英舰封锁了东海，钱塘江戒严，梁章钜不得南下，滞留扬州3个多月，直到7月初才辗转至福建浦城。此时林则徐已被发配伊犁，西行入疆。与此同时，英国要求在福州设立码头，福州陷入慌乱之中，梁章钜只得在浦城修建“北东园”，暂住闽北，观望福州局势。

       他坚决反对福建地方当局同意英人在福州开埠的请求，为此专门致信福建巡抚刘鸿翱，详细陈述了不可同意英人在福州开设码头的理由。梁章钜在信中写道：

“以省份论，福建不能先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以富强论，福建不能胜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乃江南、浙江、广东每省只准设一码头，而福建一省独必添一码头以媚之，此又何说以处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厦门，广东之澳门，本为番舶交易之区，而福州则从开国以来，并无此举。今以亘古未闻之事，而为恭奉外夷之故，强率吾闽数十万户商民，必与上海、宁波、澳门一律办理，于国计民生政体均所未安，此又何说以处之？

……且执事亦知该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该夷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此间早传该夷有欲买武夷山之说，诚非无因。若果福州已设码头，则延建一带必至往来无忌。某记得道光乙未年（1835年）春夏之交，该夷曾有两大船停泊台江，别驾一小船，由洪山桥直上水口。时郑梦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与之相遇，令所过塘汛各兵开炮击回。则彼时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于武夷可知。此时该夷气焰视十年前更甚，得陇望蜀，人之常情，况犬羊之无厌乎！此局果成，其弊将有不可殚述者，愿执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绅士，从长计议，极力陈奏，必可上邀谕旨，下洽舆情，使英夷知中国不可以非理妄干，自当帖然听命。”

       无论梁章钜还是林则徐，都不是顽固守旧之人，相反，在当时的清廷要员中，他们都是难得的敢于担当、勇于任事的有识之士。梁章钜之所以坚决反对在福州再开放码头给英国，主要还是从国家安全的战略大局和长远来考虑的，他清醒地意识到，福州一旦开设码头，将诱发列强深入我国内境渗透并瓜分势力范围的态势。他认为此前清廷同意开放上海、宁波、厦门、澳门，是因为沿海各地已经兵败如山倒，英军深入攻破镇江府城，眼看江北不保，江南要员只好以千万金钱与英军议和，接受城下之盟，清廷同意江南要员此举，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东南百姓少受涂炭，“勉从疆吏所请，使民气得以小苏”。

       即便如此，梁章钜也认为江南地方大吏事实上“措理失当”。如今福建巡抚居然主动顺应英人的请求，向朝廷要求开放福州码头，使得福州士民商人惶恐不安，这在梁章钜看来，福建地方长官这种谄媚异族的做法是“拂民情以顺夷情”。

       梁章钜早年对刘鸿翱有荐举之恩，刘对他执弟子礼甚恭，所以他在这封信中直率地非议刘鸿翱的举措，但刘并没有听进梁的意见，英国人还是很快进入福州城，并占住了乌山上的积翠寺，“设牙旗鼓角，民间惊扰，官吏不知所为”。这就埋下了30多年后福州发生乌石山教案的根由。

       梁章钜晚年有家归不得，原因就在于此。他坚定支持林则徐禁烟，坚决反对英人在福州开设码头并入住福州城内。但现实很残酷，主政福州的要员热烈欢迎英人，英人不但入了福州城，而且还占住了离黄楼、东园近在咫尺的乌石山，这让梁章钜情何以堪？

       虽然他情系东园，但如此福州政局，令他在老迈之年，毅然选择了浪迹他乡。他在《北东园日记诗》中记载：1844年，他70岁生日，已侨居浦城“北东园”三年，其长子梁逢辰“今又为异族所迫，甫回福州，即复挈眷来浦”。可见，当时福州当局亲英的环境让梁章钜一家难以在福州安居。

       梁逢辰也有诗句说道：“怅望东园归未得，青春何处醉刘灵。”1847年，73岁高龄的梁章钜侨居杭州，作《新宅杂诗》云：“架石疏池并杂花，寻常书画客偏夸。居然吾亦吾庐爱，南北东园又一家”“小山丛桂影迷离，二十年来梦屡移。信美他乡似吾土，曼华精舍又哦诗。”他在诗后小注道：“福州东园中，有老桂一株，斋扁为‘曼华精舍’，今新宅中桂树最多，故及之。”

“删却芭蕉得地宽，补将新竹正檀栾。北窗一枕潇潇梦，可似黄楼六月寒。”在这首诗后，梁章钜小注道：“忆初入东园时，亦于黄楼下补竹，今已成林矣。”

       这些诗篇一唱三叹吟咏东园和黄楼，梁章钜的故土之思愈老弥深。但在惊涛骇浪的历史大变局中，他已无力回天，只能权把他乡作故乡。1847年底，他的儿子梁恭辰在任温州知府，从杭州将他迎至温州养老。虽然温州与福建相邻，梁章钜仍然不归福州。两年后，他在温州辞世。

       梁章钜临死都不回他念念不忘的福州东园，这是他对那个时代福州局势的决绝姿势。当他把终老之地选择在温州后，他的老友林则徐已经复出任陕西巡抚，特意撰联恭贺他：“曾从二千石起家，衣钵新传贤子弟；难得八十翁就养，湖山旧识老诗人。”林少穆的这副贴心贺联，是梁林二人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的写照，梁章钜晚年作《浪迹丛谈》，专门记下了这副“少穆尚书赠联”，详述此联始末。

       尽管梁章钜在浦城“北东园”题诗说自己“直是有家归不得，三山双塔隔斜晖”，但林少穆一句“湖山旧识老诗人”，或已宽慰梁章钜的浪迹之心了。　　      （来源：福州日报，林怡  福建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