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记者贾世煜）昨日早上6时20分，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杜润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老人的离开很突然。”昨日，杜润生的女儿杜霞告诉新京报记者，前晚在北京医院抢救了一夜，老人最终在昨日早上离开。

　　一位曾经在杜润生身边工作多年的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在中秋节前还曾前往北京医院探望杜润生，当时老人的身体还可以，所以昨日听到消息后感到很突然。

　　上述人士说，杜润生于2009年住进北京医院，刚开始是听力衰退，后来吞咽系统也出现问题，只能插胃管、吃流食。

　　他说，这几年老人因为听不见，已经不怎么说话，和人交流主要通过笔谈。平日里，老人睡眠时间很长，也会在医院锻炼锻炼身体。总的来说，老人晚年过得很安详。

　　作为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文集》等。

　　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据媒体报道，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都聆听过杜老的教诲。

　　杜润生 原名杜德，1913年7月18日生，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

　　1980年，提出可在贫困地区全面推广土地家庭承包，其他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

　　1981年，受中央委托支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肯定了责任制长期不变，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高度肯定。

　　1982年元旦，由杜润生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成为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杜润生多次接受中央委托，主持多个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

　　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做了大量工作。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撤销。杜润生离职后，继续从事农村经济和政策研究。

　　对话

　　外孙追忆杜润生：

　　90岁仍坚持工作敢于大胆用年轻人

　　昨日，杜润生外孙杜帆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说，前几年老人神志还比较清晰，时不时会对文件做些批示，但那时他就明确对家人和同事表示，以后智力退化，不再对文件做批示，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9·3阅兵特地爬起来看

　　新京报：老先生去世的时候，家人是否都在？

　　杜帆：家人基本都在。现在还有亲戚从国外赶过来。

　　我们昨晚都没睡觉，这事还是挺突然的，他昨天上午突然有些并发症，神志不清，指标不正常，医院觉得有危险，一边积极救助，一边通知我们。

　　今天凌晨2点左右，似乎通过药物控制，指标达到了平衡的水平，但到了3点，突然心脏就不行了，抢救到凌晨6点……

　　老人之前其实没有特别重的病，主要是呼吸道有些问题，吃营养液。

　　新京报：老先生最后这几年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杜帆：头几年的时候，他还会看看作品，读读文章，做些批示，有时候，读到一些东西还很激动。但几年前他明确跟家人和身边的同事说过：“我现在勉强还可以，再过两年我写的东西就不算数了，你们就不要拿东西来给我看，不要让我写这些东西（批示）了。”老人家知道自己清醒的时候还能写点东西，但再往后，脑子的智力退化了，就不能再进行研究了，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新京报：所以最后这几年老人家过的是比较简单的生活吗？

　　杜帆：是，过的相对简单。像今年来说，大概一个月里他有一个星期左右时间是清醒的，这一个礼拜时间他就比较亢奋，白天黑夜不睡觉，这个时候跟他说些农业相关的东西他还是能明白的。

　　9月3日阅兵的时候，他特地爬起来看，非常高兴。

　　我们还讲到了新的“一号文件”，他也很高兴，他还对休闲农业的文件做了批示“乡村旅游好”，但这种都是很简单的批示，一个月里也顶多能做一次，复杂的研究是不可能了。

　　对新鲜事物有强大的求知欲

　　新京报：老先生最后的时间里也一直在关心农业吗？

　　杜帆：实事求是说，他这么大年纪了，思维能力不可能像以前那么高了，但他对农业太熟悉了，我觉得就像一个熟练的司机一样，一个人开车开到七八十岁时，那时候凭的就不是判断力，而是经验和感觉了。

　　他一直是从事这个工作的，谈别的东西可能接受起来会比较缓慢，但如果给他讲农村方面的事情，他就会不自觉地发表评论，愿意参与进去，这已经变成惯性了。

　　新京报：老先生晚年的时候也会跟你们孙辈讲述自己参与农村改革时候的事情吗？

　　杜帆：其实老爷子不是特别喜欢跟别人讲述自己成功故事的人，他的很多故事，都是他的弟子、朋友给我讲的。但是对于年轻人，他最喜欢的是问别人有什么新鲜事，他对新鲜事物有强大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愿意去了解、尝试新鲜事物。

　　新京报：听说农业部农研中心里有一个老先生晚年办公的办公室，他大概工作到什么时候？

　　杜帆：他最后三四年基本上都在医院里，之前一直在上班。

　　当年北京非典的时候，整个办公楼里只有老爷子和我在上班，老爷子那时候已经90岁了，不管什么情况都坚持要去上班。当时他勉强可以自己走，但是晃晃悠悠的。他到单位后，会有各种学生给他文件看。

　　喜欢打网球吃红烧肉

　　新京报：老先生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什么？

　　杜帆：忙，而且意气风发。老爷子是一个很洋气的人，不会介意穿呢子大衣这些东西。他年轻的时候也跳舞，很能接受新鲜事物。他不是像科学家一样上衣口袋里插根钢笔、不修边幅的老爷子。

　　新京报：他对家人有什么样的要求？

　　杜帆：他跟很多老一辈的革命者很像，不是说自家的孩子一定要继承家业。他首先会关注有才华、有想法的人，不会因为是自家的孩子就给予特别关照。

　　新京报：他会希望后人从政吗？

　　杜帆：没有。我当年在选专业的时候，老爷子说“我已经搞一辈子经济了，你去搞搞理工科吧”。他不会因为自己是个领导，就要求他的孩子一定也要是个领导。

　　新京报：老爷子在家里是什么样的？

　　杜帆：他在家里很有威望，跟家里人说话是说一不二，但他不是很霸道，他会以理服人。比如他经常问我，你出了趟门儿学到了什么。我说完他只是笑笑，不会表扬也不会批评。有些事情他会想一想，然后告诉我这件事应该怎么做，能做或者不能做。不会听完后就凭感觉说，这个事情好或者不好。

　　新京报：你对他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杜帆：老爷子不会理财，也不会注重自己有多少钱。但是他对钱上的事情非常节俭，如果有课题费，他会非常仔细的一张一张的去数，然后让秘书存到一个存折里。

　　新京报：老爷子平时有什么爱好？

　　杜帆：他非常喜欢打网球。老爷子之所以身体很好，就是靠打网球等运动锻炼的。而且他跟很多老人不一样，不喜欢吃补药，家里没有各种药品。他喜欢吃肥肉，特别是红烧肉。

　　性格有韧性 做事有恒心

　　新京报：很多知名人士都以自己是杜润生的弟子为荣。在你看来，老爷子为什么这么受大家尊重？

　　杜帆：老爷子是一个有恒心的人，他在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受到什么挫折，都会做下去。他的性格不像一些人那么刚烈，而是很有韧性。

　　他的目标比一时的荣辱更重要，这是他性格中最鲜明的特征。而且，他是很开放的人。当时有个美国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叫《谁来养活中国》，被人们批评。这个人来到中国后没人愿意见他，但老爷子愿意。一方面，他有非常强的求知欲，愿意听逆耳的事情。另一方面，在他追求的事情上，他是不会妥协的。

　　新京报：老爷子和他的弟子是如何相处的？

　　杜帆：老爷子非常在意年轻人的才华。他觉得你有才华的时候，不会限制你，而是让你发挥你的才华。而且他不会按资排辈，敢于大胆任用年轻人。

　　他们之间也会争吵，但老爷子不会因为对方年轻就不尊重他的观点，他反而会在自己的班子里找来和他观点相左的人。

　　新京报：他有留下什么遗言吗？追悼会什么时候举行？

　　杜帆：没有留话。现在正在忙着处理后事，而且也把这个事情上报给了组织。追悼会具体时间还没有定下来，前期会在家里设一个小型灵堂，朋友们可以过来。 新京报记者 金煜 贾世煜

　　人物

　　多年来，杜润生致力于中国农村政策的改革与推进。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共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责任制第一次取得了合法地位。从1982年至1986年，由他主持起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

　　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

　　1979年，杜润生再次回到农业系统工作，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他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构想。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这样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发话表示赞同。

　　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并不顺利。在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很多人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不明确支持，甚至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会议一时间无法继续。杜润生、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斟酌措词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

　　杜润生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应该说，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但也是一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

　　“包产到户”结束30年争论

　　1981年的春夏之交，杜润生率调查组分赴各省实地考察。之后，杜润生带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根据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个重要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在1982年元旦这一天发布的1982年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也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一个1号文件。文件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自由选择，同时宣布长期不变。

　　杜润生回忆说，“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一号文件”也结束了围绕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激烈争论。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综合报道

　　盘点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中国农村改革“地标”。上世纪80年代，在这个院子里，杜润生领着一群年轻人，探讨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路径，主持起草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将对中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当年从九号院走出来的一些年轻人，现已走上了国家领导人、企业家、学者等不同岗位。

　　2名正国级

　　1982年至1985年，习近平曾先后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当时的他还有一个兼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

　　据媒体报道，上世纪80年代，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在九号院参与杜老主持的关于农村改革的讨论，“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

　　习近平也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王岐山则曾在杜老领导下工作。1982年至1988年，王岐山曾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所长等职。当时，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正是杜润生。

　　据媒体报道，杜润生很赏识王岐山，将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调到了农委。

　　至少3名部级

　　新京报记者发现，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也是杜老“农村改革团队”的成员，1985年至1990年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所长。

　　现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杜鹰，仕途起点就在杜老身边工作。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杜老支持下，跟陈锡文等人自发组织了著名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即农发组）。四年后，农发组编制正式从社科院农经所转到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万里之子，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万季飞，早年曾任北京顺义县委副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助理兼外经委副主任等职。与习近平相同，他也曾是杜老的特约研究员，参与杜老在9号院主持的关于农村改革的讨论。

　　1名上将

　　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刘源1982年至1992年这10年，曾从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干起，先后任郑州副市长、河南副省长。他这10年从政经历，正值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关键阶段。

　　据媒体报道，跟当年同样在县城工作的习近平、万季飞相同，刘源也面临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困扰，他也得到过杜老的指点和帮助。

　　知名学者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九号院走出来的，还有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学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林毅夫上世纪80年代回国后，还是希望回北大工作，不需要别的条件，只希望给他提供一套住房。可当时房子是大学机构中最稀缺的资源。杜润生立即向林毅夫抛出了“橄榄枝”，林毅夫于是来到了9号院，加入到杜老的“农村改革团队”中，后还在杜老直接领导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任副所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毕业后就加入到杜老的“农村改革团队”中，来到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他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杜老）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

　　在杜老的90岁寿辰上，周其仁在发言中说：“大概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这样的，这批人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是很了不得的对我们的一个恭维。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称号，能让我们引以为自豪”。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也曾跟周其仁一起，在“农村改革团队”工作。他曾对记者说，他当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杜润生对农村调查的重视程度，几乎所有人，不论是当年的精英骨干，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只要你下乡了，调查研究中你认为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杜老去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