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新闻网6月22日讯“爷爷1915年出生，今年99岁了，住院一周，近期病得比较严重，已经不能说话。我们想通过报社记录爷爷的一生。”近日，晋江市内坑镇后山村的百岁老人朱金元的孙女朱艳如说。

　　记者看到朱金元的时候，他刚出院，正坐在院子里的石椅上闭目养神。朱延安说，父亲这几天坚持要回家。坐了一会儿，儿女们要扶他回屋休息，没想到朱金元倔强地撇开他们的搀扶，握着拳头，毅然地坚持自己一步一步走，还颇有一股铮铮铁骨的气概。

　　朱延安说，父亲作为一名老中共地下党员，常年游击作战，具备了固有的保密作风，甚至到现在对于地下党的很多故事仍然守口如瓶，只是偶尔会跟他们提起当年的时光。众所周知，内坑镇是晋江最早的革命老区之一，后山村后来有很多人走上革命道路。朱延安说，父亲也是如此。而当年，很多地下共产党员都是以老师的身份为掩护，大力发展革命力量。

　　在朱金元的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中，详细地记录了他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的经过。当时，中共内坑地区共产党员朱义斌在后山小学教书，兼办文化夜校，吸收四十多名贫苦农民进夜校学文化。在教学中，朱义斌结合时事深入浅出地进行抗日宣传和革命启蒙教育，发展革命力量。1942年，朱义斌就物色了包括了朱金元在内的二十余青年农民组织兄弟会。当年夏天，朱金元等人加入共产党，成立中共后山支部，朱义斌担任书记。“时隔多年，朱义斌每回见到我父亲，总是用‘忠诚’两个字来形容他。”朱延安说。

　　后来，朱金元加入了“闽浙赣人民游击队”，成为一名武工队队员，当时他的大儿子及两个女儿都出生了。“我当时五岁左右，父亲打游击，只记得他和母亲整天都在逃。”大儿子朱延平说。“他基本上不回家，也不顾家，小时候我都不大认识父亲。”他的小女儿说。“子弹整天在耳边‘咻咻’地飞。”朱延安说，他出生时已经是解放后了，但经常听母亲这样说起。

　　为了养家糊口，又要闹革命，朱金元常常从深沪挑盐到漳州卖，再从漳州挑大米到深沪卖，中间赚了一些钱，再停几天去打游击。“除奸、除霸、除特”、“抗捐、抗税、抗抓壮丁”，每当朱延安好奇地问父亲当年共产党是做什么工作时，朱金元都会这样说。

　　朱延安说，父亲身上有一长一短两把枪，长的冲锋枪是出任务时组织上发的，短的枪要随身佩戴。随后，他拿出父亲收藏了一生的四本“大曲七”持枪证，以及两个完好无损的枪支壳和子弹套，虽然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但摸起来仍十分牢固。

　　“后山小学(朱氏祠堂)与朱金元、朱义躼等家中成为泉州地下党领导及其武工队隐蔽活动的地点……”在后山村一块“革命斗争记略”的石碑上，记载了朱金元家作为武工队的主要驻地的史实。在中共晋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晋江市新四军研究室共同编写的《内坑烽火》中，有几段文字这样记录道：“1947年7月，在南安山门战斗中负伤的闽中游击队戴云纵队直属支队副队长俞洪庆等3位同志，在后山村朱金元家养伤数日，由其妻颜宝惜负责生活护理。”“在战斗打响时，妇女群众挑饭、送水上前线，负责掩护，照顾伤病员，当时后山村的颜宝惜因对受伤同志认真负责护理，使同志们大受感动。”朱延安说，当时母亲所做的一切让他理解了“嫂子”的含义，就是承担起一个母亲的责任，洗衣、做饭，把最好的留给战士。

　　“1942—1946，任泉州地下党武装队员；1946—1949，任泉州南安五峰区游击队小组长和支部书记……1984年1月10日，写离休报告要求返回老家建房屋。”朱金元在他的笔记本里，详细记载了他42年共计31条的任职简历，并用13页的纸回忆了7年游击抗战的经历，其中提到的每一个地名、每一位战友的名字，他都清楚地记着。

　　朱延安说，虽然父亲这一生很少再跟他提起地下党的故事，但是他依然能从中感受到那一段岁月带给他的历练，“从不屈服，非常倔强、坚强。”这不，朱延安想要帮他挪一下椅子，以免被阳光晒到，他决绝地用胳膊甩开他的手，生气地一瞪眼，示意扰了他的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