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神”是为解释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即自然界运动变化及其内在规律。中医“心主神明”引入了儒家“神”理论，明确了心是人精神情志活动的主宰。

•通过“心”含义的引申与演化，儒家之“心”体现了通过人的思维意识情志活动做出反省，而中医之“心”借鉴了儒家之“心”的功能特点，由此出现了“心藏神”理论。

•藏象理论强调“心”的主导作用，影射作为君主的“心”通过控“神”来完成对机体脏腑组织官窍功能的调摄作用。

“心藏神”是中医藏象理论中“心”藏象中的核心内容，基本内涵为心能统帅机体的意识思维，主宰人体脏腑四肢官窍的生理活动。“心藏神”理论的确立与形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古代哲学思想的潜移默化，其内涵大道至简。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梳理儒家文化中与“心藏神”理论较为接近的思想，归纳分析，从文化传承角度探讨其相同之处，可以丰富“心藏神”理论，使其日趋完善。

儒家之“神”的影响

《周易·系辞》提出“阴阳不测之谓神”。《荀子·天论》阐述了“神”具有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的特点，即“神”具备主宰自然界中所有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规律的功能。儒家之“神”是为解释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即自然界运动变化及其内在规律。而关于心的功能，《荀子·解蔽》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说明儒家认为心既主宰人的躯体器官，又统帅人的精神神志。

中医学完全承袭了儒家“神”为“阴阳不测”理论，同时《素问·天元纪大论》还补充：“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玄生神……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提出自然界利用气化之“神”的规律运动，逐步化生出万物。《灵枢·本神》提出：人之“神”由“两精相搏”产生，是将人体的生命功能活动和表现统称为“神”。明·张景岳解释《黄帝内经》中“神明”之意，认为，“神明”是“吾身之元神”，其内容包括“魂魄志意五神五志之类”，强调“元神所化”归心所统帅，“神明”是对人体精神情志活动的总体概括。可见中医“心主神明”引入了儒家“神”理论，明确了心是人精神情志活动的主宰。

儒家之“象”的影响

儒家之“象”分为三种。一为物象。《周易·系辞》说“见乃谓之象”，即有形可见的事物的表现形式。二为意象，即象征之意。用八个基本卦，以象征万事万物对应的形态特点。三为道象，即规律之意，能体现自然界中各类事物不断运动变化的必然性和可知性。其中，意象强调的是隐含之意，它与物象一起形成了取象比类法，又称援物比类法，即根据研究事物或现象和已知事物或现象某些特征的相似程度，相互比较分析，推论两者可能在其他地方也会有相似特征的认知方法。

《素问·示从容论》记载运用“援物比类”可获得“化之冥冥”之奥秘。比如，“心”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人心……在身之中，象形”，强调其为人体不可或缺的、最宝贵的器官。儒家一贯遵循“人之初，性本善”理念，强调“善”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或缺的、最宝贵的品性，通过取象比类法，“心”被引申为具有对道德品性的反省功能。比如《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认为人对善的反省反映出人之本性。又如《孟子·滕文公下》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这里的“心”指良知、情感、意愿。通过“心”含义的引申与演化，儒家之“心”体现了通过人的思维意识情志活动做出反省，而中医之“心”借鉴了儒家之“心”的功能特点，由此出现了“心藏神”理论。

儒家等级制度的影响

儒家思想讲究等级尊卑，以求各阶层安分守己、各司其职，协助君主维持社会秩序。汉代董仲舒将儒家思想融入社会治理，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封建帝制。历朝历代皇权稳固的关键是“安民心”，统治阶级倡导的“三纲”，始终将“君为臣纲”作为控制“民心”的文化桎梏，而控制“民心”即是控制民众的精神思想意识。

中医学体系的构建受历史文化环境局限，不可避免将儒家等级尊卑思想融入中医藏象理论中。藏象理论强调“心”的主导作用，影射作为君主的“心”通过控“神”来完成对机体脏腑组织官窍功能的调摄作用。《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确立了“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理论，提出“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说明“心藏神”正常，犹如君主获得了“民心”，可主导着脏腑正常功能活动；若“心藏神”异常，犹如君主失去了“民心”，各脏腑功能失调，机体处于危险境地。另外，在儒家文化的等级制度和“天人一体”观念中，“神”管辖人的情感、精神、意识等诸多活动，这也为中医学“心藏神”提供了历史前提。《素问·宣明五气》提到五脏具备“藏五神”的功能，虽“五神志”分归五脏所藏，象征着作为臣子的五脏能各司其职，但均需受“心”统摄，听从“心”的命令。

儒家之“心”的影响

儒家强调“心”是精神情志活动的发生地，《孟子·告子上》记载“心之官则思”，表明心是产生思维情志活动的场所，发挥精神意识的功能。《孟子·告子下》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揭示虽然欲望是人的自然属性，但它能通过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要求得以约束，以此来达到修养心性的目的，而控制欲望，颐养心性的场所在“心”。另一方面，儒家以心作为其文化基础的重中之重，心统领机体的形与神，进一步衍生其为君和天，居于至高的地位。无论是君主或者天都是神发起的主体，均在其管辖范围内发起统治。

中医学吸纳这一思想，证实神活动场所为“心”。《灵枢·邪客》提出“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说明心是产生神志活动的场所。又如《灵枢·天年》曰“何者为神……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充分说明心是人之“神气”留居储藏之地。由此可见，儒家给心的定位是中医“心藏神”理论创立的场地保证。

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

儒家道德准则基本精神来源于中庸思想。中庸即平衡、不太过、无不及、和谐统一，成就“致中和”。《中庸》记载“中”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和”为“发而皆中节”，强调人的本心要不偏不倚，自我节制，达到平衡。

中医学将这种平衡思想融入疾病的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养生康复等理论探讨中，指导临床实践。《素问·生气通天论》提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表明阴精宁静内守与阳气固密推动各司其职，两者保持动态平衡，人体就会精力充沛、神采奕奕、生命机能旺盛，达到“精足神全”的完美状态。《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及养生应该顺应春之“发陈”、夏之“蕃秀”、秋之“容平”、冬之“闭藏”季节规律来调养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总结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宝贵经验，强调阴阳平衡、和谐统一的养生原则。若“心藏神”功能活动正常，在其统帅下，各脏腑气血阴阳平衡协调，维持各种情志活动的有序产生；反之，则如《类经·疾病类·情志九气》记载“情志之伤……求其所由，则无不从心而发”，说明神气涣散、精神萎靡、各种情志失常均是因心不藏神，表现为各脏腑气血阴阳失调。

儒家阴阳演化思想的影响

《周易·系辞》提到“一阴一阳之谓道”，强调“阴阳”与“道”实为一体，“阴阳”的规律就是自然规律。《荀子·天论》提到“阴阳大化……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夫是之谓神”概括了阴阳是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本规律，是“神”功能的体现。

中医学直接引用儒家这一观点。《素问·生气通天论》提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神明之府也”，表明阴阳变化规律既是天地变化之根本规律，同时也是掌控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神明）之核心。中医学将自然界阴阳规律引入生命现象，将天地阴阳规律在自然界中起到的作用取象比类成心在人体中起到的功能。将“神”置于阴阳运动之中，突出“神”的统摄作用，从而起到主宰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规律的作用。故在人体，心亦为“神明之府”。《灵枢·邪客》强调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也”，若心功能受到影响，则“神去”，人体便“死矣”。同时，在《灵枢·本神》中强调心有“任物”作用，这些都说明心有“神明”之能，既具有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功能，同时还具有统帅人体各脏腑组织结构运动变化的能力。总之，中医学引用儒家阴阳理论演化出“心藏神”的调控机制，证实神志活动控制五脏六腑正常生理机能。

儒家恒动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探究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具有鲜明的朴素唯物主义特点。《周易·系辞》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强调天体呈现出的日月星辰等现象和大地万物表现出的形态特点，是自然界错综复杂运动变化而来的。《荀子·儒效》曰“尽善挟治之谓神”，此处之“神”，指人可以通过施以德行，井然有序地治理社会秩序。“神”的目的在于“治”，体现神的动态特点。

中医同样认为“神”具有不断运动变化的特点。《灵枢·本神》中描述“两精相搏谓之神”，提示人体之神是在男女生殖之精相互交接运动中产生。唐代王冰注释《素问·宣明五气》时就明确提出“心藏神”为“精气之化成也”，均突出了“神”的运动特性。《素问·生气通天论》提到阳气的温养作用可以达到“精则养神”的功效，张介宾解释为“神之灵通变化，阳气之精明也”，说明人体之神变化迅速，通过阳气的温阳可使之精神焕发，生机勃勃。人体之气随神的规律运动进行有序地升降出入运动变化，《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强调气的运动变化为生命活动提供动力源泉，“心藏神”能保证全身气机调畅，故有“得神者昌”和“失神者亡”之称。神在机体内部规律运动指导气机的运行是生命变化的根本规律，同时也是生命活动的本质特性。（龚雪敏  贵州中医药大学）